近日,應急管理部全面啟動2022年度化工園區安全整治提升專家指導服務,第一輪的6個專家組已分赴湖北、貴州、陜西等地開展指導服務。
近年來,化工產業正加速向中西部和東北地區轉移,今明兩年預計將有471個項目集中投產。《產業發展與轉移指導目錄》指出,西部地區具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巨大的市場潛力和突出的資源優勢,除上述提及的化工產業外,冶金、工貿、新能源等產業,正向內蒙古、廣西、云南等地區的40個經濟區(帶)轉移。
產業轉移對東部產業轉型、西部大開發和協調全國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是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一個必然趨勢。但這也給產業承接地區帶來安全管控方面的新挑戰。那么,面對產業轉移的大趨勢,西部地區是否已做好了安全準備?對此,記者進行了調查。
當前面臨哪些風險?
從貴州、云南、廣西、內蒙古等西部地區公布的數據看,近年來,地方整體安全水平穩定向好,但安全生產問題仍然存在。今年,貴州相繼發生畢節市建筑工地“1·3”重大滑坡事故、黔西南州“2·25”三河順勛煤礦頂板垮塌事故2起重大事故,引起各方關注。類似的安全事故也發生在廣西、云南、甘肅等西部地區。而2020年甘肅張掖耀邦化工科技有限公司“9·14”較大中毒生產安全事故等發生在產業轉移企業中的安全生產事故,更是為西部地區敲響了安全警鐘。
西部地區原本工業基礎薄弱,且自身安全生產水平有待提升,在產業承接過程中又迎來高危行業、新興產業等多重安全挑戰。目前正在參與化工園區專家指導服務的中國化學品安全協會總工程師程長進介紹,近一年來,全國發生的12起化工較大事故中,有7起發生在異地轉移的危險化學品企業,占比達58%。按照危險化學品項目2年至3年的建設周期,今明兩年預計將有471個項目集中投產,占轉移項目數的75%。他說:“產業轉移安全風險已經成為當前危險化學品安全生產領域的一個突出問題。”
除了可能導致安全事故的直接風險點外,西部地區部分企業在安全方面的投入也呈現出令人擔憂的狀態。在輔助地方進行安全監管和為企業提供技術服務過程中,廣西安生安全技術有限公司的吳洪濤在為企業提供安全技術服務時發現,部分企業重經濟效益,部分企業負責人只將安全生產主體責任掛在嘴邊,而沒有落實在引進安全設施、配備安全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等具體行動方面,導致安全投入臺賬和實際安全工作“兩張皮”。
云南巨星注安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的李斯桂認為,化工一直以來都是公認的安全體系較為完善的行業,在產業承接過程中仍然面臨較多的安全風險和事故隱患,更何況其他行業領域?他說:“我長期從事安全技術服務工作,僅就云南地區的情況而言,通過非煤礦山轉型升級、危險化學品整治搬遷、冶金等工貿企業巡查預警及三年行動計劃的實施,云南省的安全生產工作確實取得了一些成效。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似乎遇到了一個發展中的瓶頸,想進一步提升安全水平,難度更大了。”
西部地區負有安全監管職責的部門在實際工作中,也遇到一些棘手的難題。廣西防城港市應急管理局局長鞏發明坦言:“在實際工作中,我們面臨部門執法監管人員編制少、相關專業人員不足、專業監管能力水平有待提高等問題。”與此同時,他認為,事故應急救援工作中,各有關部門之間如何有效溝通,從而靈活有效地處理好應急預案與實際環境之間存在的問題,也是一個非常關鍵的考驗。有些地方只重視前期事故調查和處置,卻忽視吸取事故教訓這一環節。
多重風險因何而起?
美國安全工程師海因里希的事故因果連鎖論指出,盡管傷害可能在某個瞬間突然發生,卻是一系列事件相繼發生的結果。西部地區所面臨的這些安全風險,也有脈絡可尋。
就自然風險而言,云南曲靖市麒麟區應急管理局一位曾從事煤礦監管工作30多年的工作人員說:“當前煤礦事故類型主要有瓦斯、水災、頂板、煤塵和火災等,原因有地形復雜等自然因素,也有礦井通風、防水措施不到位等人為因素。歸根結底一句話,安全責任未落實到位。”
不少接受采訪的專家都認可這樣的說法,即90%的安全生產事故是由人為失誤造成的,產業承接地的企業安全管理不到位是引發風險的根本原因。中國礦業大學(北京)教授傅貴認為,地區的安全狀況主要與企業的管理狀況有關。
華北科技學院教授劉偉分析說:“按照馬斯洛需求理論,西部有些地區還停留在‘吃好穿好’的階段,對于安全的需求沒有那么高。東部有些地區發展比較快,對安全的需求更高。本質安全是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所達到的安全水平,是動態的。怕的是在產業轉移的過程中,企業只注重經濟效益,將落實安全生產主體責任拋于腦后。”
李斯桂補充到,以云南為例,企業呈現“規模小、分布散、基礎差”的特點,一些小作坊式的企業往往是安全監管的難點。他說:“某縣級市有規上企業100余家,這些企業的安全生產管理是較為規范的,發生的事故較少,但規下企業達數百家,規模小、人員少,什么全員安全生產責任制、生產經營單位主體責任、安全管理機構、安全管理人員、安全規章制度、安全操作規程、事故應急預案等基本上都沒有,即便有也與企業實際情況不符,無論是企業負責人還是企業員工都對安全風險一知半解甚至一無所知。這些企業設備設施安全條件差、基礎管理缺失、員工安全意識淡薄、安全技能不足,生產安全事故時有發生,安全風險更大。”此外,李斯桂認為,近年來,在正常生產狀態下發生的生產安全事故逐年下降,但在項目建設和檢維修過程中的外包工程發生的事故數量則逐年攀升,對外包單位的安全監管工作應更加重視并進一步加強。
企業全員安全意識淡薄、安全投入不足也是蘭州正創石化設計有限責任公司的丁冠政在分析甘肅發生的事故時指出的原因。他說:“主要管理人員安全意識淡薄,個別企業安全設施未投入就開始試生產。企業制定的安全管理制度形同虛設,主要用于應付檢查部門,實際上對精細化工反應風險評估報告并未認真研究,更沒有將風險評估報告的結果應用到生產過程中去。”
去年年初,國家發改委發布了《西部地區鼓勵類產業目錄(2020年本)》,對西部地區的產業目錄進行了更新。對各行業的產業轉移,西部地區產業承接地的監管缺失、監管能力有限、把關不到位等也會埋下安全隱患。正如鞏發明所說:“隱患是動態的,問題也是動態的。”
吳洪濤分析:“近年來,廣東、浙江、江蘇的一些產業轉移到廣西,產業的安全要求和當地能達到的安全水平確有一些偏差。在一些案例中,為了使項目盡快落地,地方弱化了引入前的安全風險考量,部分企業建成時才被發現存在甚至比較嚴重的安全問題,繼而開始修整。項目引入在前,監管在后,很容易埋下安全隱患,又給企業造成經濟損失和資源浪費。”
李斯桂也認同這一觀點。他說:“有些地方為發展經濟引入了產能落后的項目,把安全監管后置。而有的入駐企業將自己視為助推當地經濟發展的‘救世主’,沒有把地方負有安全監管職責的部門放在眼里,一被處罰就找領導‘幫忙’,導致一些地方安全生產年度執法‘零處罰’。近年來,云南省成體系地引入了一些如鋰電池正極材料、單晶硅棒(片)建設項目,這些項目涉及的有些工藝還在摸索中,尚不成熟,相應的安全標準也未出臺,監管的難度和風險都很大。除此之外,‘管行業必須管安全’盡管已經被寫入新修改的安全生產法,但實施難度很大,齊抓共管的局面并未形成。生產經營單位的生產經營活動,除了應急管理部門之外,還涉及行業主管部門和其他負有安全生產監督管理職責的部門。例如,企業特種設備由市場監督管理局管、環保設施由生態環境部門管、職業衛生由衛健部門管、建筑施工單位由住建部門管、爆破物品由公安部門監管,等等,每個部門分管的范圍都涉及生產安全,但遺憾的是齊抓共管、協同共治的監管機制沒有形成。”
正如程長進所言,綜合來看,轉移項目本質安全水平低、企業安全基礎薄弱、從業人員專業技能素質不達標、承接地安全準入門檻不高、監管缺失、安全監管能力不足等都有可能對西部地區的安全生產形勢產生影響。
近日,產業轉移重點縣專家指導服務組在重慶市長壽區開展現場核查。
面對多方面挑戰如何提高本質安全水平?
面對新的風險、安全需求提升等多方面的挑戰,承接產業的西部城市應當如何提升本質安全水平?劉偉認為,產業從經濟發達地區向欠發達地區轉移是必然趨勢,關鍵是要找準發展和安全的動態平衡點,在獲得較高利潤的同時,將事故率穩定在相對較低的范圍內。他建議采取科學、合理的方法讓安全跟上經濟發展的腳步,比如完善安全標準、提升設施安全水平、加強對人員的安全培訓等。
具體地說,西部地區的企業該如何擔負起主體責任?吳洪濤認為,產業承接地要明確引入企業的標準和條件,督促企業加強與各方的安全聯動,以獲取當地最新的安全信息和服務,配備好安全設備和人員。對于自身風險性較大的產業,可采用集中區域的方式,減小影響的范圍。企業對于引入的涉及新工藝的項目,要配套相關安全標準和制度,加強物聯網、信息化和自動化建設,強化事故應急預案的制定與定期演練。
在監管方面,鞏發明認為首先需將安全生產工作的關口前移。他說:“為優化營商環境,我們從招商引資階段就開始對引進企業開展安全生產服務,根據安全生產法等有關法律法規中關于建設項目安全設施‘三同時’的規定,指導企業做好建設項目安全設施的安全預評價、安全設施設計、試運行和竣工驗收等工作,并加強對其全過程的督促和安全監管,確保企業的安全生產工作在源頭上得到保障。下一步,我們將探索對企業單位責任監管更有效的方式。”
甘肅省也在探索更適合引入地方產業、項目的安全監管方式。據丁冠政介紹,為提升安全水平,甘肅省應急管理廳頒布了《甘肅省精細化工企業安全技術規定》,指導企業和主管部門嚴格按此規定進行安全條件審查、安全設施設計審查、試運行審查、安全設施竣工驗收審查。
李斯桂則建議建立多部門聯動聯防機制,厘清各自的安全監管范圍和職責,組建聯合檢查組,推進異地和跨級執法檢查機制。同時,建立安全風險分級分類監管機制,對安全風險高的行業和領域實施重點監管,必要時引入專家技術服務充實監管力量。
在監管能力提升方面,云南省曲靖市實施了引才計劃。曲靖市麒麟區應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員介紹,除了深化專項整治、加快推進產業升級改造和推進產業科學發展外,為提高安全監管水平,去年市委、市政府實施了“珠源百人計劃”,從中國礦業大學等知名院校,引進100名應屆生充實到各縣(市、區)培養鍛煉。截至目前,曲靖市工業項目中能源項目僅占八分之一,其余均為工業新興產業項目。具體來看,曲靖市一季度開工的重點項目中5億元以上投資的產業項目有24個,10億元以上投資的產業項目有13個。
對于引入的傳統項目和新技術、新工藝項目,劉偉認為應采取不同的監管方式。對于自身安全風險大的傳統行業,安全監管標準和手段相對成熟,可通過成熟的、科學的方式方法,化解各類風險隱患;對于新技術、新工藝,要特別注意各種未知的潛在的新型風險。這方面更需要有關部門做好安全標準的制定、提高新設備安全達標水平、加強新員工安全技能培訓、創新安全宣傳方式、強化應急演練等工作。他說:“不僅要在招商引資時對行業安全有清晰、全面的認識,督促企業加大安全投入,還要加強對同一地區、同類事故特點的深入研究。”
除了讓企業和相關監管部門擔負起責任外,李斯桂認為,安全關口前移,不是一兩次檢查就能解決問題的,也不是應急管理一個部門就能解決問題的,而是要從增強全員安全意識著手。
傅貴的觀點與之不謀而合。他認為,搞好安全生產,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都一樣。每人把自己分內的工作做到位,事故就可以避免一大半。他建議:“有效培訓、將應用事故致因理論作為指導是當前最大的事情,如此才能實現連續積累,提高安全水平。”
從長遠來看,他建議西部地區從改變裝備、產業結構等入手,推動安全與產業發展齊頭并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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